列宁曾呼吁要用“脏绳子”把苏维埃政权里的官僚主义者们统统“勒死”,愤恨之情溢于言表,因其肮脏故以脏绳子相待。 任何一种思想,或任何一项事业,凭着它的历史合理性获得发展的动力——所谓“新生事物”,一开始总是朝气蓬勃的。然后,随着它的影响范围的扩展,思想和事业的形式化便逐渐要扼杀形式之内的质料的生命力,并最终导致事物的消亡。所以,对我们所珍惜和呵护的东西,最好的办法是不让它有任何形式化的趋势。长寿之道是返回童年状态,思想之道是恒守批判立场。 在中国这样的东方社会,官僚主义最容易与私意结合,故而最容易演变为对公意的遮蔽。有鉴于此,费正清在1949年预言:将来压垮中共政权的,不是别的,正是延续千年的官僚主义负担(《美国与中国》)。 为什么只是东方社会?因为东方社会仍是人情的社会,而西方社会自“启蒙”以来总试图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。况且,西方社会的法律有一段源自“上帝”的千年历史;而东方社会的法律不是人情社会的习惯法,就是缺乏信仰支撑的“普遍主义”法律。 与市场相比,政府的费用,在东方社会于是尤其昂贵。不仅因为政府的官僚化倾向导致费用昂贵,而且因为在东方社会,政府的官僚主义倾向于演变为恶的官僚主义。与“恶的官僚主义”厚颜地声称自己代表公意所导致的恶相比,“市场”是公开表明了自己态度的恶。我希望,人民在两恶的竞争中能够承受轻一些的恶。■ |
Sunday, March 30, 2008
恶的官僚主义和不恶的官僚主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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